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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16日，安理会进行了联合国秘书长选举第六轮意向性投票。
跟之前五轮不一样，这回选票分了颜色，五常的票跟非常任理事国的票能区分开。
结果显示， 领跑的格林斯潘拿了9张鼓励票，但也吃了5张劝阻票，其中两张来自五常。
格罗西和罗德里格斯-伯基特各拿8张鼓励票，但同样各背了两张五常的否决倾向票。
三个最有希望的人，都被至少两个常任理事国“画了叉”。
距离古特雷斯12月31日卸任只剩七十多天，联合国下一任掌门人连个影子都没有。
这事不常见。
古特雷斯2016年当选的时候，六轮投票下来鼓励票从没少于11张，最后是各方推着走完流程的。
这回是所有人都卡在否决门槛上，谁也没比谁好到哪去。
美国反对所有人，听起来像赌气，其实都是政治算计 美国“政客新闻网”10月9日披露， 特朗普政府对七名候选人“全都不满意”，理由是这些人“不够认同特朗普的世界观”，也没法满足他对联合国“大刀阔斧改革”的要求。
一名共和党国会助手说得更具体： 格林斯潘在以色列问题上太强硬，在对华问题上“太温和”。
这句话值得深究。
格林斯潘“对华温和”成了她被美国否掉的理由之一。
一个哥斯达黎加的经济学家，在联合国贸发会议干了几年，访华时说了句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”，在美国国会眼里就成了“不认同特朗普的世界观”的证据。
按照这个标准，任何不完全跟着华盛顿对华节奏走的候选人，都过不了美国这关。
其实美国口中的联合国“改革”，和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改革，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客观来说，联合国确实长期存在亟待解决的弊病：机构臃肿、办事效率偏低、财政常年吃紧、安理会机制时常陷入瘫痪，这些都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老问题，也是各国真正希望推动的正向改革。
但特朗普政府所需要的“打破现状”，内核完全变了味。
它的真实诉求很直白： 谁能让联合国彻底贴合美国的意愿、配合美国的战略，谁就是美方认可的合适人选。
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特朗普甚至曾提议，让毫无外交履历、仅和自己私交甚好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出任联合国秘书长。
这哪里是在选拔执掌全球多边机构的负责人？
本质就是想挑一个听话、不添堵、完全顺着美方节奏来的对接人。
所以美方这种“反对所有人”的姿态，根本不是谈判博弈的技巧，而是它一贯的核心立场。
手握安理会一票否决权的美国，根本不需要拿出自己的替代方案，只需要拦下所有别人的方案就行。
对美国而言，一个常常被架空、无力作为的联合国，远比一个拥有独立立场、敢于发声的联合国更好掌控、更符合自身利益。
很多时候，大国摆出“所有人都不行”的姿态，潜台词从来不是没有合适人选，而是除非完全由我来定人选、定规则。
如今的联合国秘书长遴选，早已脱离了尊重多边机制、择优任职的初衷。
这场选举，更像是一场等待被重新划分的利益博弈，该职位的公义性，正在让位于华盛顿单边的私心算计。
中国的“犹豫”，是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权衡取舍 美国一心想把联合国秘书长变成配合自身意志的人选，追求的是单边主导。
中国的思路完全不同，不搞偏袒取舍，而是牢牢守住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底线。
9月28日，有记者问及中方是否在格林斯潘与罗德里格斯-伯基特两位候选人之间权衡，外交部的答复简洁克制： 支持选出一位恪守宪章、能力出众、公道正派、履职担当的秘书长。
寥寥数语，乍听像是常规外交表述，可放到几位候选人的背景里细读，每一条标准都有实实在在的考量。
中方对格罗西的立场早已明确。
不少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消息，中方不会考虑支持他参选。
格罗西执掌国际原子能机构期间，在伊朗核问题、扎波罗热核电站这类重大议题上，中俄都认为他明显偏向西方。
即便后来他紧急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，表态“绝不会受美国操控”，但中俄手中的否决票，已经足以说明双方信任早已出现巨大裂痕。
在核事务上习惯偏斜立场的人，自然难以获得中方支持，去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这样极度考验平衡能力的职位。
至于格林斯潘和罗德里格斯-伯基特，中方尚未敲定最终倾向。
但这种外界眼里的迟疑，并不是没有方向。
格林斯潘访华期间，明确表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，她推崇多边主义、重视发展中国家诉求，这都是中方认可的地方。
不过港媒也提到了中方的顾虑： 她和以色列往来较多，外界普遍觉得她和华盛顿走得很近。
这位在联合国深耕三十年的哥斯达黎加官员，如果被美国视作可接受人选，北京就要仔细掂量，她究竟能成为协调各方的沟通纽带，还是会偏向美方立场。
罗德里格斯-伯基特则是另一套评估逻辑。
她来自圭亚那，体量不大的拉美国家，过往和中俄外交交往的记录相对稳妥。
但美国很难接纳她，她担任圭亚那外长时曾公开赞扬卡斯特罗，这件事在美国看来，是难以跨过的障碍。
中方并不急于敲定人选。
美国越是动辄否决、排斥不合心意的候选人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与广大联合国会员国，就越会期待中国的选择，期待中方推动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。
这种审慎观望，本身就是一张筹码。
一旦早早亮出明确倾向，后续谈判就容易被框定，
星亿娱乐将持续关注后续动态。
